看点：云南“冰花男孩”、四川大凉山“天梯上的上学路”都将我们的视线拉回到同一个主题：乡村教育。虽然近年来中国农村教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生源流失，教师职业倦怠等问题依然存在。那么，未来乡村教育路在何方？

在哈佛中国教育论坛期间，香港智行基金会创始人杜聪、PEER毅恒挚友联合发起人刘泓、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所特聘教授李涛、美丽中国前教师赵一蓉分享了自己在农村教育中的思与行，介绍了多方社会力量在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上做出的种种努力。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授Fernando Reimers、好未来教育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邦鑫、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特聘教授Marijk van der Wende、昆山杜克大学校长刘经南分别从全人教育、教育科技、教育全球化和未来人才培养四个方面讲述了他们心目中的未来教育。

香港智行基金会创始人杜聪：如何帮助农村艾滋遗孤？

杜聪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在华尔街工作了很多年，本来他的人生不会跟农村的艾滋遗孤有重叠，但他看到了这个问题，投身其中，便没有办法再离开。杜聪介绍到，早年中国农村地区很多人因为贫困而卖血赚钱，由于程序不正规，很多人感染了艾滋病。这种现象影响到了三代人：老年人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境遇；青壮年感染艾滋很快丧失劳动力甚至生命；孩子则小小年纪失去父母，缺少关怀。

杜聪一直在思考怎么才能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来帮助受到艾滋影响的这些人。他说，二十年之后这些艾滋遗孤就是农村的生还者，需要思考怎么才能帮助他们，帮助重建农村。杜聪认为，每天给他们发白米、棉被是没有用的，真正需要做的是教育。杜聪讲述了他在农村帮助艾滋遗孤的一系列活动和心得：

帮助孩子打开视界：带孩子去各地大学参观，让他们发现教育是真的有用；

提升孩子对读书的兴趣：组织大学生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办兴趣班，跟孩子沟通；

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兴趣和职业规划：带孩子参观工厂、机构，了解这些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定位，也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心。

提供社会企业培训班，帮助大学生及成年人进行技能培训和创业、工作支持。

杜聪谈到他做教育的初心，当他看到因感染艾滋而奄奄一息的农村小孩的时候，他意识到，能够进入哈佛、投行并不仅仅因为自己的努力，更加因为自己的幸运。如果把社会发展比作一辆飞速发展的火车，他以前帮助车上的有钱人变得更有钱，让大公司变得更大。现在他看到很多人没能够上车，希望帮助更多没法上车的人能够赶上车。

PEER毅恒挚友联合发起人刘泓：县城高中的教育公益

十一年前，刘泓跟PEER的另一个创始人在哈佛本科宿舍的地下室一起构思了这个项目，没有想到之后做出来了并且坚持了十一年。

刘泓所在的PEER组织主要服务于县城，他看到县城的各行各业从业人员大多都是县城的高中毕业生，明白县城的高中教育与县城的发展息息相关。他提到，在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与之前不同。以前社会需要符合工业社会发展的人才，现在社会需要复合型的、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才。那这些县城高中可以培养吗？县城高中有很严格的从早到晚的学习流程，学生跟社区没有交流，很难能够被培养批判性思维。

PEER是一个教育公益机构，主要提供的是服务和赋能。它给自己的地位是一个外来者，并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如何与本地人共同解决问题。目前PEER做的赋能服务有以下几种方式：

项目式学习：鼓励学生创建一个课题，进行调研，并提出解决方案；

PEER空间：在学校搭建一个课外空间，扮演一个协作者，帮助学生表达；

教师支持工作：支持本地学校的老师，为他们搭建教师社群，他们自行进行分享、组织读书会等等。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所特聘教授李涛：中国农村学校与城镇化中的乡村子代

李涛提到，我们的行动塑造了我们的存在，促成了教育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但目前与乡村教育有关的理论，我们真的想清楚了吗？应该教育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把理论和实践分开，把精英教育和乡村教育隔离。这不仅仅是财富的分割，更是文化思想的分割。在这次的论坛中，李涛教授就跟我们讨论了中国农村的“文化堡垒”，以及在这个堡垒中，农村孩子是如何进行成长的。

十多年前，李涛开始关注农村教育。他曾多年走访村落，并发现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三个子阶段：恢复发展（1978-1984年），稳步发展（1985-1991年）和快速发展（1992年至今）。如今，中国已经实现一定程度的城镇化。但在目前阶段中，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

1.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中国城镇化加剧推进背后的情感负债和社会软肋；

2. 乡校沦为“民工预备培训学校”；

3. 乡土性回顾催生诸多“伪回归”和“名词改革”。

与此同时，农村寄宿学校日常管理也存在诸多问题，催生了自上而下不正当的管理手段：

直接惩戒：通过肉体疼痛而达到的规训；

间接惩戒：底层乡校孩子的日常校园生活完全被冷冰冰的量化数据所管控；

故意无视：隐形冷暴力，与家庭淡漠相辅。

因此，在演讲的最后，李涛总结了农村教育有待改进的实践目标：

帮助农村孩子实现社会期待的阶层上升流动；

帮助农村教师实现个体生命和职业理想；帮助他们达成生活质量的结构提升与内在圆融；

使农村学校成为”乡愁“的承载和文化的“子宫”；

实现对农村教育的差异性补偿和治理创新；

让全社会形成对农村教育的独立尊重与欣赏。

美丽中国前教师、哈佛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硕士赵一蓉：90后在农村

作为参与农村教育分论坛唯一的90后，赵一蓉在此次的演讲中从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向在场的观众分享了自己的支教经历。她说：“每当大家知道我去农村支教，他们都会问我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去农村支教？值得吗？”

为了更好的了解农村，让农村教育这个名词不再停留在搜索引擎中，赵一蓉选择走进农村，来到了广东汕头周边小镇上的一所小学。在这里，一共有10名教职员工和100名学生。她说到：“农村的教育资源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匮乏。在我支教的这所学校里，学生们拥有心理咨询室、美术室、音乐室等等。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在这所小学任教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岁的老教师。他们没有接触过这些设施，更不知道如何使用。甚至于有些人使用电脑打字都十分困难。所以，如果可以有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进乡村，带去新的技术和技能，想必也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

随后，赵一蓉提到她的支教经历对农村教育既定刻板印象的颠覆。比如说，尽管有人会认为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孩子会有心理缺陷，但赵一蓉接触到的很多孩子需要照顾一家几口人，在心智发展上绝对超过了城市里的很多孩子。再比如，大家经常觉得农村的孩子穿拖鞋是因为买不起好的鞋子，但其实他们是为了穿脱方便。

最后，赵一蓉分析了现阶段农村教育的问题所在。她说：在农村的熟人社会中长大的孩子不需要用规范的说法来阐明情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教语文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孩子们很少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课堂中所学习到的内容。其次，农村人口很难看到教育的长期回报率。反而，工厂的短期收入会对农村家庭有更实际的意义。那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而不过度给予希望。赵一蓉说，尽管我们无法控制农村孩子们究竟是否可以留在学校中读完九年义务教育，但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把外面更多彩的世界带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决定自己的未来。”那至于农村支教究竟值不值得，赵一蓉说，”这就留给我们所有人自己判断吧。”